2003年的時候,我對自己充滿信心,因為高三時的「一篇作文進北大」,加之大學四年的努力,發表文章、甚至出書,對我而言,並沒有那麼難。在寫作並獲得名聲這件事情上,我沒有受過太多的「苦」。在當時那個年紀,尚不知道「苦盡甘來」才是正道,只覺得,是自己的能力和才華在起作用,這些都是應得的。
那會兒,真是「年輕」啊,感覺自己除了寫文章之外,還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但究竟該怎麼選擇後面的道路,仍有疑惑。臨到大四寫畢業論文,我有意識地拿張元濟、王雲五、巴金、鄒韜奮四位先賢的人生經歷及他們各自在現代出版業中的表現,來做知識分子與時事關係的研究。最後得出的結論,要想消解這個疑惑,光靠讀書是不夠的,得把自己扔出去,親身體悟才最直觀、最生動。只不過,我沒料到,這一扔,就是整整十七年。
感謝我職業生涯的第一步,《新聞晨報》的歷練,讓我腦子裡植下了「產業」「經營」這些字眼,在接受這些理念的同時,寫作,在客觀上,退化成了一種「工具」。在這十七年的最初階段,真心體會到了別樣的刺激,那是寫作所產生的快樂無法比擬的。那個時候,我和身邊的朋友們,醉心於各種產業思維的熏陶,所關心的,全是這家報紙新創刊花了一個億,那家報紙改版花了六千萬,口頭禪也變成了「這個盤子少於三千萬就不好玩了」,「一千萬的小盤子就當練手了」..那時,是紙媒的黃金時代,如日中天,沒有人會覺得,這個金飯碗還會遇到挑戰。
2004年4月,因為一件偶然的事情,我轉戰到影視行業。彼時中國的電影票房收入也就十億人民幣,規模遠不及報業,更妄談日後的六百億。當時我身處報業,心系出版業,做的又是書評的工作,無意中看到當時迪士尼的CEO邁克·艾斯納寫的一本書,中譯本名為《高感性事業》,發覺真正的傳媒產業,影視這個環節怎麼能缺呢?於是,便一頭扎了下去。這之後,生意上的體會越來越多,寫文章的心境,就真的沒有了。
2012年初,我去美國培訓了整整兩個月,算是系統地進行了思考。回來後,一半的精力繼續放在影視業務本身,另一半的精力則放在了對資本市場的關註上。當時國內陸續有影視公司、出版集團上市,文化產業資本化道路拓寬,最明顯的一個變化,就是周邊的朋友漸漸多了許多金融圈的,即便是文化人、文化企業的經營者,也必談資本,這便是當時的大環境。到了2014年的時候,我亦「下海」投身其中,算是真刀真槍地上了一線。
因為上述緣由,這些年我認識、接觸到了各種形形色色的「老闆」,有我們自己行當的,也有其他各種上市公司的當家人與大股東,甚至還有「神秘大佬」,其中故事,十分精彩。但到了2017年年底,延續到2018年年中,隨著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,許多過去認識的,或者只是一面之緣的「老闆」,紛紛變成了另一種「新聞人物」,從「天堂」跌入「地獄」。這個時候,我才意識到,他們真是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「小說」。
因為各種故事見得多了,且放了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軸來系統觀察,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這些「老闆」如何起,如何升,如何降,如何滅,我便覺得,是時候把這些故事和感受寫成小說了。而且,從我自身而言,也到了非寫不可的階段。
真正動筆寫作的時候,也有過不少掙扎。常規的商戰小說,著力在背後的所謂勾心鬥角、爾虞我詐,實際上,真實的商界故事並沒有那麼複雜,甚至很枯燥。因而,我更想表達的是這些商戰故事背後的一些人性上的反思與檢討。小說里的人物,放在世俗的評價體系里,絕大多數都是「成功人士」,我挺想把這群人的真實狀態,把他們的優秀和努力寫出來,同時,也把他們的自以為是,把他們的焦慮與不安寫出來。尤其是在那些光鮮的背後,那種不被外人所理解的「痛」與「無奈」,那種擁有世俗成功之後的「荒涼感」,希望能有所展現。
遠離寫作的這十七年,如今回望,還是很有收穫的。假使當年不這麼選擇,依舊沿著專業寫作、專業學術的道路走下去,我相信,同樣得付出足夠的辛苦,才能理解寫作的艱辛。它不會因為你起點高了,出道早了,就省去中間的辛苦,就如同辦企業,做經營一樣,可能因為某些偶然因素,瞬間坐電梯上了高樓,但只要不是一級一級樓梯走上來的,總有一天,都是要還回去的。當然,必須承認,如果沒有這十七年的經歷,我無論如何是寫不出這樣一部「關於在中國如何做生意」的小說的。
感謝這次完全出於內心自覺的「寫作」,通過寫這個小說,我也把這十七年來各種負面的東西,特別是心裡的、腦子裡的各種雜音雜念,徹底清理了一番。我感覺最內核的那個自己還在,雖然也有不少滄桑,但好像清理一番之後,又有了重新上路的動力與激情。與此同時,我也意識到,這十七年的經歷,包裹了一個還很想寫文章的內心,這大概也是我自己的真實狀態,只是過去,為什麼總想著迴避呢?
感謝小說完稿之後,給予我寶貴意見的傅星老師、走走女士、彭倫先生;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和責編陳蕾老師的認可與付出;也感謝這麼些年來給予我支持的家人與朋友。
同時,特別想對大學期間對我影響最多的程郁綴先生、曹文軒先生、溫儒敏先生、楊鑄先生和蔣朗朗先生,說一聲感謝。如今,當寫下這五位老師的名字,通過這種方式一併致謝後,我感覺,在精神維繫上,也終於做了「切割」。餘下的人生,都是自己的修為了。
最後,我想說的是,兜兜轉轉這麼些年,我依舊很想念1999年的那個自己。雖然那時候對寫作究竟是什麼理解得還不夠透徹,但那時候真是敢說啊。如今,回望那個起點,內心裡覺得,凡此種種,皆有緣由。此刻,則但願,念念不忘,必有迴響。
陳佳勇 2020年2月27日